研究史书的路子，那能否同样通过科学的方式找出写文章的方法、做画的方法、研究音韵的方法？
杨嗣昌是个颇有悟性的文人，在阅读过程中已经渐渐发现此书的以上这些优点，并且越思考越觉得这书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杨朱渡，湖南官书局。
杨嗣昌被一个书办领到书局干办的屋中。
干办手中拿着骆思恭的信奇怪问道：“骆千户打招呼已过去十多日，怎么杨小友今日才来？”
杨嗣昌不好意思的说：“我在客店中临时改了稿子，是以拖延了几日。”
“改稿？”那干办问：“杨小友的稿子不是早就写好了吗？”
“以前所写的书稿总缺了些味道，近日看了王建阳的书，突然发觉可以在过去散文之下加些评述文字，于是又重新补上。”
看了《训诂学方法论》之后杨嗣昌思来想去，最终决定修改自己的书稿。
王文龙的研究方法启迪了他，他觉得自己写的那些民俗散文，实在太过于浅薄，完全可以在自己所描写的民俗散文后面增加一些对于这些民俗来源的分析，这样这本书的可读性才会更强。
这也是杨嗣昌第一次出书，不知道自己书籍的定位究竟是什么才会如此。
他大改了十几天时间，原本一篇散文集几乎被他搞成社会学研究专著了。
其实本质原因还是杨嗣昌觉得王文龙的书写的太好，看了王文龙的书之后，再看他的《野客青鞋集》就觉得拿不出手，不自信之下，便对自己原本不错的文字反复修改。
杨嗣昌忙着改自己的散文集时，《训诂学方法论》也在南方卖了起来。
不用做太多宣传，王文龙的名字就是活招牌。
这种书的消费群体是知识阶层，注定了销量不会太大，但因为有王文龙的署名，有识之士多半会拿起来翻看。
甚至难得的在各地码头上的书客都会在书匣之中放上一套《训诂学方法论》，因为有王文龙的大名，在码头这样的地方，这种书居然也能卖得出去。
此刻正在南京赶航船的陈元藻便在码头旁卖书的书客处发现了一套《训诂学方法论》，十分惊喜：“这套书居然这么快便卖到江南来了？我还以为离了福建便与这套书无缘相见了呢！”
陈元藻是莆田人，于八闽也是个颇有名气的名士、书画家。
陈元藻早在十几年前就考中了举人，不过几次会试都没有得中，今年干脆跑关系，以举人的功名弄到了个县学教育的职位，只不过地方比较远，在西安府埔城县。
陈元藻的祖父当过御史，不过到他这一辈家中早没多少钱财，他在莆田也是到处跟人应酬，混日子。
还不如把钱财都使出去，换个去西安当官，一边当县教谕一边继续准备科举。这年头福建的举人要去京城赶考，花费可是不少，比如今年会试陈元藻就因为舍不得路费所以没有参加，如果在西安当官，从西安去京城考试路上花费可就少多了。
即使考不上陈元藻也觉得值得，毕竟可以为官一任。
陈元藻是真有道德追求的，他这人十分简朴，嫉恶如仇，觉得当官才能做事，这在他来说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
陈元藻身上带的钱不多，但是问清楚价格之后他二话不说就掏出三两银子将这套《训诂学方法论》买下。
此时船还没到，陈元藻便在码头旁找了个树荫处，将自己的包袱垫在地上，靠着树干坐下，抽出第一册《训诂学方法论》就自顾自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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